商人与政治是天然密不可分的
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要想从竞争中胜出，往往是因为其对于这些信息或知识的掌握更胜一筹。一个优秀的商人或企业家，则通常是因为其掌握了某种能够带来市场机会的独一无二的信息或知识。这不仅是指其掌握了某种专利，独占了某种资源，又或者是擅于某种特殊的生产组织方法，而也在于其了解“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在各行各业中，对人们的了解，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对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知道并使用未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这种“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可以被称之为具体的知识，或者是在地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商人从来都是与具体的地点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职业。现代企业组织的出现，尤其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配合以全球化、信息化的推动，使得相当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远距离提供。但是，这种远距离供应并不可能取消在地的商业活动，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更高层级的信息、文化、教育、医疗、娱乐等需求，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也依旧需要在地的商业活动加以满足。即使是那些全球化的企业，也仍然需要通过在地的商业机构，才能将其产品或服务送达到消费者手中。没有遍布大街小巷的超市、便利店或者快递公司，可口可乐不会从天上灌进你的嘴里。要想在北京听到贾斯汀比伯的现场音乐，也依旧需要在地的演出经纪加以组织，才可能实现。
商业的在地属性，也就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商人的天然属性，某个个体的商人可以迁徙到新的地点重新开始其职业生涯，在地的商业活动仍会不受影响地继续展开，商人群体的完整性也会迅速得到弥补满足。也因此，商业的繁荣，或者说企业家阶层的兴旺，就始终与在地生态密切相关。这既包括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比如对犯罪滋扰的抵御，也包括商业活动得以顺畅进行的产权制度、保障契约有效履行的法律体系，等等。从而，商业活动也好，商人阶层也好，都只是整个在地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荣其衰，都与其周遭环境密不可分。很难设想，在一个治安恶化、产权不能获得保障，契约不被履行的地方，会有繁荣的商业活动，会有欣欣向荣的企业和财富不断增值的商人群体。
除了统治阶层之外，商人阶层拥有相对其他平民阶层更多的财富和相关利益，其受在地生态的影响也就相对更大。在这个意义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商人阶层也就比其他平民阶层更有动力关心在地生态，尤其是那些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制度因素。商人对于政治的兴趣并不是哪个个体的特殊癖好，而是根植于商业活动本身，根植于其自身利益。自古以来，商人就表现得比其他平民阶层更多的政治兴趣，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世纪的城市国家，根本就是商人国家，即使在君主统治之下，西方的商团也长期力图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商业不受重视或者受到压抑的古代农业中国，商人阶层的这一特性也不时展现出来，无论是以弦高犒军的方式，还是以吕不韦入相的经历，都是如此。
事实也证明，在商业阶层能够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在统治阶层或者说国家对商人的利益和诉求能够作出回应的地方，商业环境也就愈好，商业活动也就愈加繁荣，商人阶层也就愈加兴旺发达，从而商业也就愈发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一个正常的国家，一流人才从商；二流人才搞科研；三流人才，无路可走，才去从政。”这其实是商业阶层关心政治、介入政治，乃至主导政治的产物，而不是商业阶层远离政治、放弃政治的结果，以此而断言商人就该远离政治，实在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看法，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一般的政治逻辑，毕竟，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因素，离不开自身的努力，远离而能获得有利于自身的结果，更像是一种逻辑错乱。
商人阶层对政治的天然关切，当然会遭致统治阶层的警惕和防范。尤其是在古代中国，大一统帝国出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常常采取所谓“重本抑末”的政策，对商人阶层加以歧视和打压。这种政策的长期贯彻，也使得中国成为了可能是唯一一个商人阶层长期缺乏整体性政治影响力的社会，而其结果，则是商业环境的恶劣，商人活动的衰微，以及商业阶层的自我萎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中国商人要么通过利益交换官商勾结，既为自保，更为共同牟取更大利益；要么采取远离政治的自保策略，“在商言商”。
当然，官商勾结本身也存在着风险，曾经为人艳羡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最终也落得了个抄家的命运。但无论勾结也好，自保也罢，其实都是特定制度环境扭曲下的无奈之举，是商人阶层无法获取整体性影响力的前提下，个体依据自身情况而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无从促进商业环境的改善，带来商业繁荣，而只能是商业活动在低水平上的重复，和商人阶层整体上相对屈辱的存在，既不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也无从推动制度的改善。
诚然，必须看到，在制度扭曲之下，这也是个体理性的选择，不应加以过多的道德性的批判。但同时也要明白，这种个体理性的选择，并无助于改变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和制度演进长期低水平徘徊的现状，除了在一定机率上有利于作出选择的个体之外，对于社会整体的福利增进和制度改善并无帮助。
因此，就算不是一个值得道德责难的行为，也丝毫不值得赞美。要想让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水平和制度环境获得改善，应该提倡的不是远离政治，而是应当体认到有利于社会福利增进的商业繁荣离不开包括制度在内的生态，体认到商人阶层天生的政治关切，找到能够让商业阶层发挥其整体影响力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被“锁入”的低水平徘徊，才能使得商业活动愈加繁荣，商人阶层愈加发达，制度改善日益增进，促进社会福利的总体增进。
